甲午战争百年反思录
作者：佚名    转贴自：本站原创    点击数：12    文章录入：zdh401

在中国近代史上，中国人民因反抗外来侵略而进行的民族战争曾遭到过多次失败，但没有一次象1894年中日甲午战败给中国人留下的伤痛那样刻骨铭心。“一旦而败于蕞尔，且靡有孑遗，浸至赔饷巨万万，割全台以求成，言之真可谓为痛哭流涕者矣”。〔1〕甲午战败是对民族精神的一次强击，被整个民族视为奇耻大辱。虽然时光己过去110年，中国社会也几经变迁，早己成为独立自主的国家，然而100多年来人们对这场战争的反思却从未间断过。这里就甲午战前中国社会的政治、军事、思想、舆论与战败的关系再作一点反思。历史是一面镜子，这镜子给我们以启示，也为我们今天增添自信和自强、拼博的勇气。 


　　一　轻视日本导致丧师辱国 


　　100多年来，尤其是近几十年来，人们在总结甲午战败的原因时，往往较多地从人事方面进行探究，或说是追究。当政的统治者领导国家，自然逃不掉自己的责任。不论是专制统治的皇帝、皇太后，还是朝廷大臣乃至军事统帅，都要对战败负责，这一点自不待言。但若对整个战争过程进行一番考察，不难发现，当时中国社会从上到下，除少数人外，大多数人对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懵然无知，普遍存在盲目虚骄、对日本心存轻视。在官员的章奏和人们的言论中，左一个岛夷，右一个倭寇，什么犯上作乱，主张踏平东京，一派胡言。造成这种对日本心存轻视的心态主要源自两个方面： 

　　一、源自传统的夷夏之辨和以国家大小论胜负的误区。用“夷”来泛称华夏以外一切外 

　　族的人与事，在中国己有几千年的历史。用夷与夏的对应，除了地域上的区分，还有文化高低之别的含义。反映在礼义交往乃至文化心理上的不平等。这种情况到了鸦片战后并未有多大改变。如果说第二次鸦片战争曾把中国一时打痛，迫于英、法等西方强大的军事压力，而不得不改口，将夷、狄改称洋人，将夷务改称洋务或外国事务。但对于东邻日本的看法并未有什么改变。还是倭寇长，倭寇短。明初，倭寇曾大肆骚扰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给中国人带来巨大的灾难，虽到了清朝，人们对此仍记忆犹新，称日本为倭寇是可以理解的。但日本自明治维新后，学习西方，进行资本主义改革，国家开始走上近代化道路，己非数百年前的矮寇了。然而当时绝大多数中国人对日本发生的这一切并不了解。他们对当时日本的了解主要来自摭拾传闻，还是一团雾水，非常朦胧。部分中国人存防备之见，有轻视之心。1871年〔同治九年〕日本要求中国给予其与西方英、美一样的“成例”和“优待”条件，同中国签订通商条规，清政府耽心日本会成为西洋“外府”，为了“安其心”，最终答应了日本的立约通商的要求，但内心并非将它同西方列国“同等对待”。“日本向来为臣服朝贡之国，非如英法各国”，而以中国的属国待之。1873年〔同治十一年〕同治帝接受外国使臣觐见，日本派出了外务大臣副岛种臣为专使，但主持礼仪的清朝礼部官员仍是将副岛置于低于英、法、美等西方国家使节的位置，此举引起日本朝野的不快。日本因提出西方国家通过侵略战争强迫中国接受的侵略要求而遭中国轻视，这点中国没有错，但问题是在接待礼仪上不能平等相待，故意轻视日本的作法实不可取。清政府这种轻日自大的作法，并无“经纶实际”，它只能伤害日本的“自尊”，剌激日本仇华和侵华的野心。 

　　当时中国对日本的轻视还表现在以国家的大小来论成败。在清朝官员的折稿和文书内， 

　　充塞着“蕞尔小国”，“蛮夷小邦”，“冒犯上国”等之类词语，甲午战争开始不久，长江水师提督彭玉麟在一道奏折中说，蕞尔日本，竟敢冒犯我天朝上国，说他要率军乘木筏飘海踏平东京，这些在今天看来是十分滑嵇可笑的话，在当时却是“义正词严”的话语。举人易顺鼎是主战官僚之一。他写过一道《讨日本檄文》，颇能反映当时中国士大夫对日本轻侮的态度。檄文中写道：“岛夷日本者，…水母目虾，兼杂倭夷别种。虫沙及猿鹤，化生于蕞尔之区；蚕丛与鱼凫，开国有茫然之状。…纪年僭称明治，实愈纵其淫昏；改正妄号维新…”〔2〕在中国士大夫看束，中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区区日本东瀛三岛不在天朝话下。这种由小农经济所滋生的狭隘民族心理在对外方面则表现为盲目虚骄和高傲自大。这种盲目虚骄自大的轻日心态苴接酿成了战败的苦果。正如张屿在《平倭后议》一文中指出的：日本“能狼顾鸱张抗衡中夏者，惟自知其小而欲敌我之大，自知其寡而欲敌我之众，是以谋之专，发之果，而持之坚。我则庙谟无定，众志各殊，土地虽大，人民虽众，而形势转党散漫，莫相统摄，譬如连鸡不得俱飞，所以败也。〔3〕不仅一班士大夫官僚对日本心存轻视，而且最高统治者亦复如此。即使在甲午年日本蓄意挑起战争后，最高统治者在日本仍掉以轻心。慈禧太后在同两江总督刘坤一的一次谈话中说：“日本构衅，由李鸿章初不慎重，致此决裂，然彼小国，原非意料所及”。 

　　二、来自于中法战争中的镇南关、谅山“捷胜”和北洋海军的建成。 

〔4〕甲午战前，中国反侵略的民族战争虽迭遭挫败，但在某一些具体战役中还是取得过胜利的。1884-1885年的中法战争是在清政府实行息事宁人、立意媾和的情况下结束的。这场战争中国并非一败涂地，曾取得震惊中外的镇南关和谅山两次重大胜利。在谅山大捷中，清军重创法军。这一胜利在此后10年中一直成为中国朝野津津乐道的事。在中国人看来，法国人是真正的西洋人，而日本算不了什么。在一些民众和官员眼里，中国的军队湘军、淮军并非不能打仗。中国能打败法国人，焉有不能战败日本人之理？镇南关和谅山大捷直接影响了10年后甲午战争中国的对日主战。除此之外，1888年〔光绪十四年〕北洋海军的练成和两次大检阅也是影响朝野甲午主战的一个重要原因。1891年〔光绪十七年〕李鸿章奉旨偕张曜第一次校阅北洋海军。在事后的奏报中说：“综核海军战备，尚能日新月异，…但就渤海门户而论，已有深固不摇之势”。1894年第二次的校阅奏报中也说：北洋海军“技艺纯熟，行阵整齐”，“台坞等工，一律坚固”。李鸿章的这些奏报，不仅成为日后甲午战争中主战官僚主战的依据，而且也是当时朝野力主抗击日本侵略的一个原因。就中日海军实力而言，北洋海军是当时亚洲最大的一支舰队，不比日本差。所以，光绪帝师翁同和说：李鸿章“治军数十年，屡平大憨，今北洋海陆两军如火如荼，岂不堪一战”？“中国讲究武备近三十年，以中视西，或未可轻敌，以剿倭奴，足操胜算”。〔5〕武器虽是决定战争胜负的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战略战术和军事指挥尤为关键。北洋舰队在清朝“朝制”的限制下，最终还是覆灭了。 

　　敌国外患，无代无之，麻木轻敌，必致败亡。这些中国古代兵家早就说过，在甲午战争中国战败中再一次得到了验证。它对于我们今天仍不失其警示和教益。 


　　二　高层腐败 主和避战 直接导致战败 


　　甲午战争从中日两方来看，日本蓄谋己久，是早有准备的。日本的近代化从一开始就凸现了扩张主义的特点，提出“征台论”、“征韩论”，侵略台湾，吞灭琉球，直接把侵略矛头指向中国和朝鲜。甲午战前，日本就成立了战时大本营，派人到中国搜集情报，制订了对中国作战的方案。根据这个方案，日军第一期是将清军逐出朝鲜，控制潮鲜；第二期是侵占中国东北和与中国海军在海上决战；第三期是在华北平原上与清军决战，最后攻下北京。日本军政要员在许多场合都毫不掩饰日本要与中国开战的事实。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就曾训令驻朝公使大鸟圭介“不惜一切手段，挑起中日冲突”〔《蹇蹇录》〕“朝鲜土地，…我亦不欲属诸人，即或中日两情决裂，弃玉帛或修戈矛，我兵势必以天津而交锋”。〔6〕这些自白清楚不过地证明了甲午战争完全是由日本一手挑起的。 

　　从中国方面看，自1874年日本出兵侵台以来，朝野上下对日本存有防备之心。洋务运 

　　动的开展，海防建设和海军的编练，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防日。1884年〔光绪十年〕日本在朝鲜一手制造了挑战中国宗主权的“甲申事变”后，引起了中国社会的强烈不满。此后中日之间磨擦不断，日本挑衅中国的事件迭出。在中国社会上存在一股“仇日”“轻日”情结。这种情结随着中法战争镇南关大捷、谅山大捷和北洋海军建成，而逐渐升温为主张不惜与日一战。这就是中日朝鲜问题争端发生后，社会舆论强烈要求主战的原因。朝鲜是中国的近邻，山水相连，唇齿相依，当时是中国的属国，从宗藩关系说，朝鲜遭受日本侵略，中国例有援助的义务。中国出兵抗击日本侵略是理所当然的事。但中日双方开战时，在指挥方面中国有一点与日本不同：日本当时实行的是以天皇为首的一元政治体制，而中国实际上是光绪帝和慈禧太后、军机处与李鸿章同时并存的二元政治体制。这种二元政体以及彼此在和战决策上的对立分歧，直接影响了对日作战的指挥。 

　　甲午战争爆发后，在朝廷中枢，帝后都倾向主战。光绪帝曾向大臣们传旨：“太后亦主战，并不准借洋债，…不准有示弱语”。〔7〕太后既主战，光绪皇帝更倾向主战。而翁同和全力“佐少主，张国威”，乃至张謇、文廷式、黄体芳等人全力支持光绪主战也都没有什么可以指责的了。但当时主持军机处的孙毓汶等却与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意见接近，均倾问主和避战。光绪帝为了扭转这种倾向，特派翁同和、李鸿藻列席军机会议。于是在战争一开始，中国最高层内在和战问题上就严重分歧，而李鸿章偏编又负责实际军事指挥，这种情况对于中国对日作战非常不利。 

　　同光以来，清廷每遇重大对日交涉，往往都交由李鸿章去处理。1894年〔光绪二十年〕中日朝鲜问题争端发生后，李鸿章起初并未看到事情的严重性。“彼其当大功既立，功名鼎胜之时，自视甚高，觉天下事易易耳”。〔8〕主张挽请英美列强出面调停。他先是挽请英国，继而挽请俄国。请列强调停，避免战争，不能说是失策。问题是在挽请列强调停时，他对于军事却疏于布置，全身心致力于主和避战。待到英、俄拒绝调停，战争已无可避免，这时才匆忙布置战守，然而已为时太晚了。由于他的这一错误，终于导致对日作战失败，酿成割地赔款、丧权辱国，殃及民族，累及子孙的悲剧。这一点李鸿章无论如何是不能辞其咎、卸其责的。 


　战争一开始，因二元体制，中国的军事就陷于多头指挥，非常混乱。在中枢，兵部名为最高的军事机构，但只是挂名，兵部尚书毫无实权。而负责军务的军机大臣几乎都是儒学饱学之士，根本不懂军事，更不用说有关近代的军事作战知识了。正如当时入参军机的翁同和后来回忆所说的那样：“上年六月，命臣至军机处会看折件。十月以后，又命臣入值为军机大臣。其时值倭奴逞志，愈胜愈骄，臣于敌事军请暮焉不识”。〔9〕战争初期，军机处还是10年前中法战争期间组成的人员，由礼亲王世铎主持，军机大臣有额勒和布、张之万、孙毓汶以及后来增补的徐用仪等人。礼亲王世铎辈份虽高，但才识平庸，毫无作为，惟以钻营收贿为能事，他只是一个挂名的傀儡。而额勒和布因年事已高，平日足不出户，少与外事。张之万也是耄老之人，平时以书画自娱。二人才识平庸。军机处实权实际操纵在孙毓汶的手里。孙氏内依醇亲王奕儇，外联李鸿章，大权在握，俨然是一个灸手可热、不可一世的人物。1889年〔光绪十五年〕奕缳去世后，军机处大权遂落在他手中。平日“孜孜营财，贿通竿牍”，“狎优纵博，昼夜昏淫，贪赃枉法，肆无忌惮”〔10〕，为清议所不容。徐用仪是孙毓汶堂叔孙楫的门生，平日也依附孙氏，少有作为。战争开始后，李鸿藻、翁同和补授军机大臣，他们虽然操守廉洁，但也个儒学饱学之士，根本不懂军事。他们的有限的近代知识均不足以担当领导民族战争的大任。更何况孙、徐等人与他们政见不合，他们在军机处的作为也是十分有限。虽说封建社会，君主专制，国家内外大政方针由“君上”一人裁决，但作为皇帝的顾问、国家最高权力决策机构军机处如此腐朽，根本不可能领导反侵略的民族战争取得胜利。 

　　当然，在清朝，满汉不平等也是事实，满洲贵族处处箝制汉员，影响汉员才智的发挥。但不论怎么说，当时军机处的状况，使军机处在和战问题上不能形成一致意兄，在重大决策上无法和衷共济，齐心协力。同当时日本内阁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负责指导侵朝侵华的伊藤博文、山县有朋、陆奥宗光等都是一批谙知世界大事、具有野心的战争狂热的少壮之士。总之，日本“以倾国之师，为孤注之举”，誓与中国决一死战。中日两国的高层政治的差异直接决定了战争的胜负结局。 


　　三　军队腐朽，不堪一战 


　　目前在甲午战争史研究中有一个误区：一些学者总是纠缠军费问题，总是说由于户部和翁同和在经费上卡扣李鸿章，以致李鸿章无钱购买新式船械，遂造成甲午对日作战失败。但事实并不是这么一回事。武器、军队、指挥三者是军事作战的基本要素，我们应从这些方面来找甲午中国战败的原因。 

　　甲午中日交战主要是在海上和陆上进行。就海军而言，当时中国北洋舰队部分船舰航速虽低于日本，但船舰的装备与日本不相上下，甚至还超过日本。此外，中国还有南洋水师、广东海军，福建海军虽在马江战役中遭到重创，但还剩有少量船舰。他们虽然规模小，吨位少，速率低，但作为海上力量还是一个客观存在，使日本对中国进行海上侵略时不能不有所考虑。但在这场战争中，中国北洋海军竟遭覆灭。究其原因，“盖日本之海战完全模仿西人，中国海军不免涂饰耳目，此精神不如人也”。〔11〕两国海军气质不同。军事技术不能过人，管带对于“破敌之法，则茫然无知”。提督无权。大东沟一战，“战阵不精”，统帅指挥有问题，“号令纷歧，军心扰乱”，“一误于阵不整，再误于气不锐”。〔12〕所以，英国海军情报处在1894年7月16日在致外交部函中说：“尽管从吨位和大炮门数上说中国胜于日本，但在编制、纪律和训练上日本要大大优于日本，因而可以认为日本海军力量较强。”〔13〕至于陆军的装备，也非咸同年间可比。当时设有江南制造局，北洋机器局等，生产枪炮弹药供湘、淮军和练军、防军使用。战争爆发后又托上海等地的外国洋行，从国外购买了大量的武器弹药。不过这种临阵购枪并不能改变战局。在战场上，甚至出现枪弹不配套的情况。“且更有可叹者，往往子弹与枪炮钺孔不对，枘凿不入，临时不适于用，扼腕咨叹”。〔14〕海军船舰也有类似情况，多数船舰炮弹不够用。据说“平远”“舰上的炸弹及钢底钢圈，均须由西洋购造”。所以，王 运说：“凡言淮军不可用、日本不可攻者，皆妄也。……今日之役，一船不能渡海，战守之师，望风而溃，必有由焉，不可仍以军械、船炮论也。”〔15〕可见，甲午战败，武器还不是关键问题。 

　　武器是靠人去掌握使用。军队是靠统帅去指挥。光绪中叶，构成清朝军队的主体既不是八旗军，也不是绿营兵，而是李鸿章编练的淮军和部分东北防军。捻军起义失败后，李鸿章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其所统淮军分别驻防直隶天津、芦台、塘沽一带。在甲午战前，已安闲10多年之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