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辩证唯物史观看文化的力量


　　党的十六大要求全党同志深刻认识文化建设的战略意义，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繁荣。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辩证唯物史观出发来审视和分析文化的力量，是认识文化重要性的关键之一。 

　　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认为，一个社会能否存在，首先决定于这个社会是否进行物质生活资料和物质生产资料的生产；而一个社会能否发展，则决定于这个社会能否正确处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这对基本矛盾。在社会主义社会，需要通过改革生产关系，使生产关系更好地适应生产力的不断发展；通过改革上层建筑，使上层建筑更好地为经济基础的巩固和发展服务。而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就需要改革的思路和理念。改革的思路和理念就是一种思想、一种文化。不仅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领域属于人们经常所说的文化领域，而且经济基础（生产关系、生产力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中也包含着许多与文化相关的要素。 

　　首先，任何一种生产关系或者生产资料所有制，都是一种文明的形态，即文化的产物。也就是说，任何一个时代的人们，总是在对自己的社会生产力状况、社会生产经验及以其为根据的社会生活经验进行思考和总结的基础上，形成关于建构一定生产关系的思想理论。这种思想理论，就属于一个时代的基本文化。 

　　再看生产力。任何一个时代，人们为了满足不断增长的社会物质生活需求，总是主动地发展自己的社会生产力。人发展自己的生产能力的过程，表现为用自己的感官与自然界接触而获得对自然的初步知识（感性知识），然后根据这种知识来对自然采取相应的行动（实践）。可见，人的生产能力中包含了密不可分的两个要素：一个是“知识的确实性”，一个是“行动的有效性”。人正是以自身的这两个规定性，把自己与动物区分开来，进而开创了人类自身的历史。而知识的确实性，就是人类整个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的开端；行动的有效性，就是人类整个社会实践技能的开端（教育与管理是保证社会行动有效性及其持续的必要方法）。上述两个方面，是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具体内容，也是一个时代的人们文化素质的重要标志。那种把生产力仅仅理解为人的体力劳动能力与人制造的工具的看法，显然是不全面的。据此，发展社会生产力，就必然意味着要提高人的文化素质，意味着必须大力发展教育、管理和科学。 

　　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作过两种解释。一种是历史发生学的解释，另一种是效用功能学的解释。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阐述的是发生学的原理，强调经济基础的原生性和第一性；19世纪90年代，恩格斯强调历史效果的合力作用，强调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一定的反作用。这两种解释并不矛盾，只是从不同的角度强调了不同的重点。一方面，从社会自然历史过程看，必须坚持社会物质生产和经济对社会发展的根本决定作用的观点；另一方面，从历史的客观辩证法看，必须坚持承认人的主体能动性的社会历史发展观，也即坚持大文化（上层建筑、思想、精神）对于物质世界的能动的反作用的观点。因而，在处理某一历史时代社会发展的实际问题和制定一个历史时期的发展战略时，必须现实地考察和运用“合力论”以及“相互作用”的原理，正确把握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能动作用的原则。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强调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和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有机统一，把文化建设的重要性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反映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对于文化的新认识。这些认识包括： 

　　文化影响社会生产力。在现代社会，文化通过人的文化素质、科技知识水平和劳动工具的科技水平、管理的系统化水平，在作为生产力要素的人和工具上表现出来。可以说，没有文化就没有生产力。一个国家如果不重视教育、科学和文学艺术，不重视人的素质的不断提高，就不可能有日益增长的生产力。 

　　文化影响企业生命力。在竞争日益激烈的现代经济中，同样的物质产品经过文化赋值而在市场上具有更强的竞争力，如果没有这种竞争力，任何企业的存在与发展都是不可能的。同时，随着物质生活需要的不断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越来越拉动着社会精神产品的生产，这种生产在社会生产领域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 

　　文化影响国际竞争力。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在国际关系中，形成了经济、政治、文化三位一体的复杂格局；在国际贸易中，一个国家和地区文化产品和企业文化标识（文化品牌）的进出口与其竞争力的消长密不可分。一个有文化竞争力的国家，必然是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国家。 

　　文化建设的重要任务是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一个民族只有具有被全民族公认的核心价值观，具有普遍认同的公共道德品质和规范，具有文明的公共秩序与公共交往准则，才有可能动态地协调和整合自身内部的经济、政治、文化资源，避免“一盘散沙”，凝聚起强大力量，更好地发展自己。在当今复杂的国际环境下，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是发展中国家走向强盛的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