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议：何以实现“大发展”

（本文系“2028年：中国经济大发展还是大灾难”的第四部分，全文刊登在《创富志》杂志3月号）

 

（请参阅此前系列文章）

既然中国将在2017年和2021年分别进入劳动人口峰值和总人口峰值，因此，遵循“财富定律Ⅰ”（人口数量与财富增长成正比），此后20年，中国经济不仅不可以实现大发展，恐怕连发展都难以实现。

 

不仅如此，在不改变就业结构的前提下，即便是将失业率由目前的17.13%降至2％（日本、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瑞典等经济体曾在1990年代低于这一水平），实现所谓充分就业，未来20年，中国经济能够成就的发展也注定是有限的。其原因是，较高的第一产业就业比重，决定了较低的总人口劳动效率，由此严重约束“财富定律Ⅱ”对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

 

这使得答案变得非常简单：中国经济实现“大发展”的关键，在于就业结构调整。

 

事实上，借助表F提供的国内就业结构数据，并参考本文在讨论“城乡收入差距扩大”时提到的1978年以来第一产业与第二、三产业之间巨大的GDP增长差异，不难看出，中国经济过去30年的快速增长，便与第一产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比重持续下降有十分密切的关系。

 

不过，表F提供的国际比较数据，也让我们看到，在调整与优化就业结构方面，目前中国与世界，包括与其它发展中国家之间，尚存在很大的差距。

 

表F：1978年以来的国内就业结构

            总就业人数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万人）  （万人） （％） （万人） （％）  （万人）（％）

1978          40152     28318   70.5     6954   17.3      4890   12.2

1980          42361     29122   68.7     7707   18.2      5532   13.1

1985          49873     31130   62.4    10384   20.8      8359   16.8

1987          52783     31663   60.0    11726   22.2      9395   17.8

1990          64749     38914   60.1    13856   21.4     11979   18.5

1995          68065     35530   52.2    15655   23.0     16880   24.8

2000          72085     36043   50.0    16219   22.5     19823   27.5

2005          75825     33970   44.8    18084   23.8     23771   31.4

2006          76400     32561   42.6    19225   25.2     24614   32.2

2007          76990     31441   40.8    20629   26.8     24917   32.4

国际比较

2005 美国                        1.6            20.6             77.8

日本                             4.4            27.9             66.4

韩国                             7.9            26.8             65.1

马来西亚                        14.8            30.1             52.5

阿根廷                           1.1            23.5             75.1

巴西                            21.0            21.0             57.9

数据来源：国内数据源自国家统计局，国际数据源自世界银行数据库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未来20年国内第一产业就业比重，在延续过去20年累计降幅32％的情况下，到2028年可降至27.7％，但考虑到此后将加速进入总人口以及劳动人口的递减周期，进一步下降的第一产业就业比重对财富增长的作用，将被这一周期中的劳动人口递减所抵消，以至于无法防止2028年之后的“大灾难”。

 

我们的判断是：加快调整国内就业结构，努力增加非农业就业机会，促进农村劳动力向第二、三产业转移，应当是中国经济至2028年实现“大发展”以及此后应对“大灾难”的“核心战略”。

 

坦率地说，就“核心战略”进行的演绎推理表明，为调整就业结构所做出的努力，也存在着很大的障碍。其中的关键是：既要通过调整就业结构达到降低失业率以及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目的，也要有效地规避金融危机与能源危机，否则无法全面满足防止产生上述四个“较大灾难”的要求。

 

通常情况下，扩大就业以加快投资增长为条件，而加快投资增长又以扩张货币供应量为条件。于是，那种因货币供应量过度扩张以及金融机构贷款增长过快所导致的金融危机，无疑是“核心战略”的软肋之一。

 

如果因就业结构调整，而在促进工业化的同时，过多地刺激了能源需求的增长，随之而来的能源危机，以及由此引发的通胀，则是“核心战略”的另一根软肋。

 

这促使我们对“核心战略”做了进一步的思考。我们给出的新命题是：在“核心战略“之下，是否存在一个同样核心的棋子，在对中国经济“大发展”产生提纲携领式的推动作用同时，足以解除对金融危机和能源危机的担心？

 

我们相信， “核心战略”之下的“核心棋子”，应当是在约束金融机构广义货币供应量扩张的同时，足以为扩大投资、增加就业以及促进居民最终消费提供可靠的资金来源。

 

基于对“财政与金融不可两分”的理解，我认为，这一可靠的资金来源，就是：提高国债负担率。

 

所谓国债负担率，是指年末国债余额对当年GDP的比率。统计数据显示，到2006年末，我国国债余额为3.5万亿元，比上年增加0.24万亿元。鉴于2007年为设立外汇投资公司而发行了1.55万亿元特别国债，加上随后的按年增加额，预计2008年末的国债余额大致为5.55万亿元，较2005年累计增长70％。不过，由于预计2008年GDP将达到28.8万亿元， 2008年末国债负担率为19.3％，仅较2005年末的17.79％提升了约1.5个百分点。

 

有两个原因使我们相信中国可以在未来20年内足够大幅度地提高国债负担率：一是相对较快的GDP增长率，使得借助于国债负担率的分母扩大来提高国债负担率成为可能，这在2005～2008年期间已得到充分证实；二是当前中国国债负担率与相应的国际警戒线相比所存在的巨大差距，使得直接借助于扩大国债发行规模来提高国债负担率成为可能。

 

所谓国债负担率的国际警戒线，是指国际社会依据以往的事实确立的，不足以引发主权信用风险的国债发行尺度，较公认的尺度为60％。目前已知国债负担率超过警戒线的国家有美国，其2008年大致在85%上下，预计2009年将接近甚至突破100％。

 

这就是说，到2008年末，中国与60％国债警戒线相一致的国债余额为17.28万亿元，在实际余额仅5.55万亿元的基础上，当年国债余额的最大扩张空间为11.73万亿元，或扩张2.11倍。如果2009年中国GDP增长到32万亿元，那么，与国债警戒线相一致的的国债余额为19.2万亿元，相应的国债余额最大扩张空间可放大至13.65万亿元。

 

推而论之，鉴于过去10年中国GDP累计增长率（按当年价格计算，包含通胀因素）为221％（年度增长率最高为17.7％，最低为6.3％），假设未来10年累计增长率降至177％，那么，到2018年，伴随中国GDP由28.8万亿元增长到80万亿元，未来10年内国债余额的最大扩张空间可达到48万亿元，相当于2008年末国债余额的8.6倍。此后10年，即使GDP累计增长率降至106％，2028年中国GDP也将达到165万亿元，这使得未来20年内国债余额的最大扩张空间可达到99万亿元，相当于2008年末国债余额的17.8倍。

 

我们想强调的是，以增发国债的途径解决国内经济增长所需要的资金来源，在发行对象限定在金融机构的前提下，恰好可以有效缓解由于持续下降的贷存比以及相应的存贷利差不断缩小所带来的盈利水平下降压力，并在这一过程中有效防范金融危机。

 

分析表明，近3年来，在国内商业银行拨备后税前利润当中，来自国债等债券的投资收益，大致在40～60％之间。这是由于，国债属于主权级信用，在加权信用风险管理模式当中，相应的风险权数为零，故无需拨备；相反，存贷利差收益虽然占拨备前税前利润的比重高达90％左右，但由于商业贷款风险权数为100％，因此，必须按照相应的比率予以税前拨备。

 

此外，我们所建议的，以金融机构为国债增发对象的“提高国债负担率”，是一种金融机构法定存款准备金替代方案。这也就是说，金融机构只是将原本存放在央行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置换为国债投资。考虑到目前国内金融机构法定存款准备金利率仅为0.99％，而国内发行的中长期及长期国债利率可达到3.5％～5.1％（我国在海外发行的15年期国债利率高达8.75％，而美国15年期国债利率为5.37％）的较高水平，因此，该等转换所带来的，是更高的非商业信贷业务收益率。当然，这样一来，央行的偿债压力也相应下降，而无需一味依靠增持美国国债来补偿针对国内金融机构法定准备金的利息支出。

 

以中国已开始进入低利率时代为背景，鉴于可预见的减息幅度将导致存贷利差进一步缩小，使金融机构获得更加可观的国债投资收益率，因此，我们相信，我们所主张的“提高国债负担率”这一“核心战略”之下的“核心棋子”，足以在预期贷存比持续下降的趋势中，确保金融机构，尤其是银行体系有效防范金融危机。

 

以下三点值得注意：

第一，不必担心国债募集资金的合理用途。除以上提到的1978～2007年国内铁路客货运比重大幅下降之外，我们注意到，因基础设施投资严重不足导致的各类公共服务供不应求矛盾，均出现不断加剧的状态当中。比如，1978～2007年，国内公路总里程由89万公里增长到358万公里（其中，高速公路仅占1.5％），而民用汽车保有量由136万辆激增到4358万辆，相应的单位汽车公路里程由0.65大幅降至0.08。这使得如今的国内公路负荷大大加重。再比如，同期国内大学教师人数由20.6万人增长到116.8万人，而大学在校学生人数由85.6万人激增到1885万人，相应的每位教师学生负担率由4.16人大幅提升到16.14人。这显然是国内大学教育质量下降的原因之一。考虑到国内大学生入学率至2007年仅为23％，出于应对2017年后国内劳动人口递减周期而必须大幅提高劳动人口教育素质的要求，很有必要将大学生入学率向韩国目前水平靠拢，后者大学生入学率高达90％。这将使得未来20年国内高等教育资源供给短缺的矛盾更加突出。

 

作为公民纳税后应当享受的“免费午餐”，全社会公共服务的资本项目支出或投资，以及经常项目支出，绝大部分都应当由政府负担。然而，过去30年来国内针对教育、医疗、大众交通、城市生活用水、供电、供气、垃圾处理等公共服务领域推行的市场化政策，却使得公众为接受该等公共服务，必须在纳税之外，支付更多的费用。

 

我们认为，中国应当赶在2018年国内人均国民收入超过1.2万美元之前，初步实现国内居民上大学、看病以及享受其它公共服务“基本不花钱”的目标。为此，因提高国债负担率而大举扩张的国债，丝毫不存在缺乏合理用途的问题。

 

第二，不必担心未来的国债偿还能力。现阶段国内中央财政年收入对当年GDP的比率大致在10％左右，而2005年的世界平均水平为26.6％。其中，法国和意大利分别为43.1％和35.％，德国和美国分别为28.7％和18.4%，韩国和和委内瑞拉分别为23.3％和28.4％。随着人均国内收入的持续快速增长，我们相信，未来20年，国内中央财政收入对GDP的比率将逐步向当前世界平均水平靠拢。

 

假如2018年GDP增长到80万亿元，按上述26.6％的当前世界平均水平计算，当年中央财政收入可达到21.28万亿元，相当于10年前的7.67倍，其667％的累计增幅，是同期GDP增幅的3.77倍。到那时，即使国债余额真的扩张到48万亿元的上限水平，相应的中央财政收入对年末国债余额的比率也处在44％的较安全水平。2028年的预期情况与此一致。

 

对比之下，2007年国内中央财政收入对年末国债余额的比率不过是52％，而近年来美国中央财政收入对当年国债余额的比率平均仅为25％左右，预计2009年将下降到20％以下。

 

第三，不必担心通胀压力。在以往的文章中，我们曾多次反驳那种以为投资增长过快必然导致高通胀的观点。相反，如果注意到30年来国内支出水平上涨最快的，是那些市场化的公共服务产品，而原因恰恰是基础设施投资增长严重滞后以及相应的全社会公共服务供不应求，那么，在持续扩大政府基础设施投资，相应增加公共服务资本项目支出和经常项目支出的情况下，将在很大程度上趋势性地缓解通胀压力。

 

总之，我们的研究表明，中国经济注定要在2028年后出现极为负面的长期性趋势。如果不想被动地承受这一趋势所带来的“大灾难”，中国经济必须在此之前获得“大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