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中国奋斗，就是为世界奋斗” 

盛洪

 

当中国各界纷纷开会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时，7月14日到18日五天时间，在美国芝加哥举行了一次极为特殊的研讨会。这是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新制度经济学的开山大师罗纳德·科斯倡导并实际资助的会议。科斯基金会为这次会议出资四十多万美元，将近诺贝尔奖金的一半。共有四个诺贝尔奖得主，除了科斯本人外，还有道格拉斯·诺斯，蒙代尔和福格尔，参加了这个会议。新制度经济学的大将哈罗德·德姆赛兹自始至终积极参与了这个会议，另一员大将张五常则通过DVD发表了演讲，《中国的经济制度》，把他这些年对中国改革的体会和理论创见做了集中表述。

国内共去了包括经济学家、企业家和政府官员约50人，他们从各个角度对三十年的改革进行了描述、分析和解释。科斯教授除了事先就仔细阅读了论文以外，也几乎每天都参加会议，尽管由于太过劳累而没有全部参加。但在中午吃饭时，还是把当天发言的人请去一起就餐谈话。晚上也邀请各路人马，如中国去的经济学家共进晚餐。

科斯教授已经98岁高龄，组织一次会议极为艰难，但除了出资外，他几乎是靠他与中国的个人人脉关系邀请了与会人员，协调会议日程，在没有一个专业的机构或会议公司承担会务的情况下，成功地举办了这次会议。为什么在近百高龄，科斯教授要不畏艰难召开这次会议呢？

在会议结束时，科斯教授做了总结发言，这很像是一次世纪总结。他说之所以想召开这次会议，是因为“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使我感到极为惊讶。”而“如果不对中国发生的事情感到惊讶，就会误解中国；如果我没有听到改革参与者们在这次会议中讲的很多情况，我就不会理解中国。”其实，他一直在关注中国。科斯教授说，“相当长时间里，我一直相信中国的未来。在我还是孩子的时候，就读马可·波罗。我从中发现的，令我神往。那是一个有着巨大潜力的国家。”从他的中国朋友那里，他了解了不少中国改革以后的情况。也许最多的信息来自张五常。在本次会议的演讲中，张五常对三十年改革的高度赞扬令人印象深刻。

然而，也许命中注定他只能永远与中国隔海相望。记得1994年科斯教授接到了中国国家体改委的邀请，我当时正在他那里作访问教授，就鼓励他接受邀请，但他说他岁数太大了，不宜去这么远的地方。然而实际上这不是真正的理由。后来他的朋友接二连三地访问中国。如德姆塞兹，蒙代尔和诺斯等人。其中蒙代尔还获得了北京市荣誉市民资格。诺斯教授现在也有87岁高龄，却每年至少来中国一次。有些因素使科斯教授错过了访问中国的较好时机。如今再奔波这么远来到中国，也许就太冒险了。

当我们与科斯教授共进晚餐时，我问他是否为没有到过中国而遗憾，他却截然地回答说“不遗憾”。也许真的不遗憾。对于科斯教授来说，“中国”是一个遥远而神秘国度的代名词，他需要用这个代名词来寄托他的梦想。20年前，在纪念“企业的性质”，他的一篇天才论文发表50年时，他说“我想再度扬帆起航去寻找通向中国之路”，实现他的“老年人的梦想”。而在今天，“中国”可能已经远远超出比喻的范围。因为一个真实的奇迹发生在了寄托梦想的地方。但是，还是保持一点神秘感吧。

为什么一个美国人不做美国梦，而做中国梦？科斯教授在总结发言中接着说，“我生于1910年，那时工业革命在欧洲已进入尾声，社会体系看来稳定；但在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战争爆发了。那是一场愚蠢的战争，除了破坏一无是处，女人和男人被杀死，人们失去了对那种社会体系的信心，于是共产主义降临了。”在科斯教授年轻的时候，曾经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但苏联等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后来的表现使他转变了看法。但他似乎省略了对这一段历史的回忆，就接着说，“我们现在处在一个伟大的情境之中，一切似乎都发展得很好。”他显然是在指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取得的成就。为什么科斯教授对中国的成就如此兴奋？我们猜，是因为他童年发生的那场愚蠢战争仍是一个挥之不去的噩梦。导致这种愚蠢战争的因素还存在。解决的办法是另辟溪径。要市场和产权，但是不要战争。也许中国能做到？

科斯教授是这样想的吗？接下来就没有悬念了：“我真诚相信，为中国奋斗就是为世界奋斗！”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科斯教授对中国的期待为什么比中国人还高？为什么比我这个对中国有很高期待的人还高？在我们知道的西方学者中，很少有超然于诸种文明之上的。也许汤因比算一个。当别人问他想出生在何时何地时，他说他希望出生在汉代的中国西域。在批判西方的民族主义的同时，他赞赏在汉代就形成的中国的天下主义文化。汤因比甚至期待着中国对世界的未来作出贡献：“或者成为全世界的‘中华王国’，才是今后中国所肩负的使命呢？”在科斯那里，我看到了汤因比的境界。如果一个有着天下主义传统的社会通过产权变革和市场化而兴盛起来，世界的永久和平不就变得更有希望了吗？

不过如同所有远远遥望中国的西方学者一样，科斯难免有对中国的过度美化。当初莱布尼兹，伏尔泰和魁奈这样一些欧洲著名的知识分子都卷入了中国热之中。在《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一书中，魁奈把中国描绘为一个遵循自然秩序的完美国度。尽管那时正是传统中国的最后一个高峰——康乾盛世，但中国远没有那样好。当然今天的通讯技术比18世纪要好得多。科斯了解中国不是通过传教士的信札，而是通过现代传媒和朋友。也许张五常是科斯获取中国印象的最重要和权威的通道。张五常对当下中国的赞颂充满了激情，他甚至说中国目前的经济制度是世界上最好的制度。这不能不增加科斯对中国的信心。

当然科斯的神奇之处在于，他有极好的直觉。1994年当他在与我谈到中俄改革的对比时就说，中国比俄罗斯在制度上优越的地方是家庭，在中国，人民公社解散后还有家庭组织生产；而在俄罗斯，集体农庄解散后就只剩下个人了。对于目前的好势头能否继续，他没有把握，因为“政治机器自己运转，它将如何做为，我不知道。我能做的，就是希望它在今后100年能做好。”科斯教授接着说，“我现在要感谢你们。”似乎一半是对着在场的人，一半是对着他所谓的“政治机器”，因为“将思想变成现实比我行将进入的长眠要难一点。”听到这里，我的眼框有点湿了。这是一个世纪告别，又是一个世纪托付。“如果你们兑现你们在这个会上所说的，我会很高兴，实现了这些，会使人民幸福，我感谢你们。”

也许，张五常与科斯是相通的。他希望在中国寻找到更好的制度。只是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我们还远没有达到这个目标。但我们要努力。中国的经济制度确实有了很大改进，我们也希望能把它变成世界最好的制度。同时也要树立信心，在中国探寻出最好的“政治机器”，它至少再有效运转100年。当我从芝加哥回来以后，遇到了一些令人尊敬的人，他们在为改进“机器”做着不懈的努力。也许科斯教授真的直觉很好。

在最后一个晚上，会议又安排在一个中餐馆举行晚宴。我找到机会与科斯夫人说几句话。我祝贺她有一个成功的婚姻，因为科斯夫妇的婚姻是制度经济学界的佳话。在1998年巴黎举行的新制度经济学年会上，奥利弗·威廉森教授说，科斯教授不仅研究制度经济学，而且实践制度经济学。一个明证就是他有一个成功的婚姻。科斯夫人听罢，半是满足、半是抱怨地说，他的丈夫是与经济学结了婚，经常把她抛在一旁，思考自己的经济学问题。之后我又对科斯教授开玩笑说，您的太太说您不是一个好丈夫。他回答说，“从现在开始，我是好丈夫了。” 
